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堂吉诃德》（约1868年）The Civilising Process: The Social Constraint towards Self-Constraint作者：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1897-1990）来源：Elias, Norbert, (2000) The Civilis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444-456. 有删节
以“国家”（states）的形式组织社会（society），在广袤地区垄断税收、集中武力——这些，和“文明”（civilization）的关系是什么？研究文明进程的人面临一系列纠结的问题。在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中，有一个既重要又普遍的问题。文明的进程是人类行为和情感在一个相当具体的方向上的变化。但显然，个体并没有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打算进行这种变化，进行这种“文明”，并通过有意识的、“理性的”、有目的的措施逐渐实现它。显然，“文明”并不像“理性化”那样，是人类“比率”的产物，也不是经过计算的长期规划的结果。逐步的“理性化”如何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早已存在的“理性”行为和计划之上？这种长期视角和自我管理标记着一个漫长的文明进程。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种变化是“理性的”，是通过对个体或群体的任何有目的的教育而带来的。它的发生大体上没什么计划。但是，它的发生并不脱离一种特定的秩序。（本书前面几章）已经从各种角度详细阐述了他人的约束如何转化为自我约束。更多的动物性人类活动如何逐渐被移到公共社会生活的幕后并被赋予羞耻感。通过稳定的自我约束对本能和情感生活的调节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均匀和周到。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来自于几个世纪前某个人设想的理性观念，然后作为行动的目的和期望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直到它在这所谓“进步的几个世纪”中完全实现。然而，尽管没有计划和意图，这种转变并不仅仅是一连串无序的、混乱的变化。在这里，文明进程的问题无非是历史变革的一般问题。从整体上看，这种变化不是“理性”计划的结果，但也不是无序模式的随机显现和消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关“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的讨论将试着给出答案。社会动力学，也就是计划和行动，个体情感和理性冲动，皆不断以友好或敌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种由许多单一计划和行动产生的基本组织可以产生任何个体都不曾专门计划或创造的变化与模式。一种自成一体的秩序诞生于这种人与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这种秩序比组成它的个体意志更强大、更有说服力。凭借人类冲动与斗争的交织，这种社会秩序决定了历史变革的进程。它是文明进程的基础。这种秩序既不是“理性的”——如果我们所说的“理性”是指它是由个体有目的、有意识的思考而产生的；但它也不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所说的“非理性”是指它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出现。它有时是“自然”的秩序，被黑格尔和其他一些人解释为一种超个体的“精神”（spirit）。人类的计划和行动产生了诸多计划之外的事情。但是，“理性”和“非理性”、“精神”和“自然”的对立还不够解释。现实的构造不是单一的标准，如同指南针引导我们穿越未知世界。社会型构（social figurations）的内在规律性既不与“心智”（mind）、个人推理的规律性相同，也不与我们所说的“自然”（nature）的规律性相同。尽管从功能上讲，现实的所有不同层面都互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关于社会型构的相对自主性对理解它们无从帮助，它依然空洞而含糊。这正是我在“国家的形成与文明”第一部分所要完成的任务。在那里，我试图说明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交织与相互依赖启动了封建化的进程。竞争态势的强迫性驱使一些封建领主发生冲突，竞争者的圈子慢慢缩小，导致个体垄断，并最终与其他整合机制（如不断增加的资本形成过程和功能）分化，并最终与其他整合机制相结合，形成专制国家。这种人类关系的整体重组与人们的礼仪、人格结构的相应变化同时发生，并产生我们“文明”的行为和情感形式。只有当我们看到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的社会交织形式，通过其张力转向一种特定的变化，从而转向其他形式的交织，我们才能理解那些变化如何产生。因此，文明所涉及的心理变化受制于一个相当具体的秩序和方向，尽管它不源于个体计划，也不由“理性的”、有目的的措施产生。它盲目地启动，通过关系网络中的自主动力，通过捆绑人们共同生活的具体方式来维持运动。正是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们在行为和目标中相互交织的盲目动态逐渐导致对社会和个体结构进行有计划的更大干预。但是，在人与人的连结中，哪些具体的变化以一种“文明”的方式塑造了彼此的个性（personality）呢？这个问题有一个最普遍的简单答案，而该答案也是基于之前关于西方社会变化的说法。从西方历史的早期到现在，社会功能在竞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分化。它们分化得越厉害，功能的数量就越多，因此，它们越是分化，功能的数量就越多，个体在行动中不断依赖的他人数量就越多。这些行动包括从最简单、最普通到最复杂、最不寻常的一切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协调一致，行动网络必须越来越严格和准确地组织起来，才能让每个个体都能履行社会功能。个体被迫以一种越来越有区别、越来越均匀和越来越稳定的方式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强调，这不仅涉及有意识的监管。确切地说，这是文明进程中心理变化的特征。从早期开始，对行为更为复杂和稳定的控制逐渐灌输给个体——作为一种自动行为/自动作用（automatism），一种即使他有意识地希望抵制也无法抵制的自我强迫行为。“行动之网”变得如此复杂和广泛，在其中“正确”行事所需付出的努力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除了个体有意识的自我约束之外，一种自动的、盲目的自我约束机制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它试图通过根深蒂固的恐惧来防止对社会可接受行为的冒犯，但是，正是因为它盲目地和习惯地运作，因而它经常间接地与社会现实产生这种冲突。但是，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行为转变的方向都由社会分化过程的方向，由功能的逐步划分和相互依赖关系链的增长决定。每个人的每一次冲动和每一次行动都被纳入这个过程。我有一个简单方法来描绘个体在复杂社会中的整合与在不太复杂的社会中的整合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思考它们不同的道路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社会整合的空间功能。我们设想一个以物易物的、简单的、战士社会的乡村道路，那是崎岖不平的非铺装道路，暴露在风雨中。除了少数特例，这里的交通状况非常少。这里的人对其他人来说最危险的就是被士兵或小偷袭击。人们环顾四周，扫视树木、山岗或道路本身的目的往往是时刻准备好应对武装袭击，其次是因为他们必须避免碰撞。在这种社会的主干道上生活，要求人们时刻准备战斗，自由发挥情感，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不受人攻击。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大城市主要道路上的交通要求对心理机制进行相当不同的塑造。在这里，来自人的攻击危险最小。汽车从各个方向冲过来。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试图在混乱的汽车中穿行。警察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管制交通。但是，这种外部控制建立一种假设之上——每个人都在根据这个网络的需要，以最严格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这里，人们对他人的主要危险来自于有人在这种喧嚣中失去自我约束。个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持续的、高度分化的调节，以便在交通中引导自己。如果这种持续的自我约束压力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限度，就足以使他自己和其他人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在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所编织的行动链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从婴儿时期就习惯自我约束，因此也比这个例子深刻得多。但至少这个例子给人的印象是，对“文明”人的塑造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与社会功能的日益分化和稳定，以及不断必须相互适应的活动的日益多重性与多样性有关。自我约束的模式当然会根据个体在这个网络中的功能和位置而有很大差异。即使在今天，在西方世界的不同部门中，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度和稳定性也存在差异。社会遗传学的方法可以为在这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答案。但是，与较不复杂社会中人们的心理构成相比，较复杂社会中的这些差异和程度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个体自我约束的社会发生机制也变得更分化、更全面和更稳定。但是，社会功能的不断分化只是我们在探究被称为“文明”的心理构成变化时所观察到的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社会转变。与这种不断推进的功能分工同时进行的是社会结构的全面重组。（本书前文探讨过，）为什么当功能分工较低时，一定规模的社会中央机构相对不稳定，容易解体。我们已经表明，通过具体的型构压力，离心倾向、封建化机制慢慢中性化，并一步步建立起更稳定的中央组织、更牢固的物质力量垄断。每个“文明人”的习惯中都有一种决定性的特性，那就是精神自我约束机制的特殊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与对体力的垄断和社会中心机构日益增长的稳定性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只有形成了这种相对稳定的垄断，社会才具备这些特征，而形成垄断的个体从婴儿期开始就适应了高度规范和差异化的自我约束模式。也只有在与这些垄断相结合的情况下，这种自我约束才需要更高程度的自动性，它才可以成为“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当武力垄断形成后，和平的社会空间就会被创造出来，在这个空间中通常不会有暴力行为。这个社会空间内部的每个人承受着与过去不同的压力。非物质暴力形式一直存在，但在此之前一直与肉体力量混合或融合在一起，现在与后者分开了。在更和平的社会中，它们在内部以一种变体形式存在。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思维而言，它们成为最明显的经济暴力类型。然而，在现实中，有一整套的手段，它们的垄断可以使人作为群体或个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当身体暴力的手段被垄断的时候——换句话说，在一个更加和平的国家社会中，体力较强的人不再可能自由使用身体力量的时候，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经济”手段的垄断就更加明显了。一般来说，当人际关系的结构以上述方式发生变化时，人们的行为和情感构成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在没有稳定的武力垄断的社会中，功能分工相对较轻，将个体捆绑在一起的行动链相对较短。相反，将个人捆绑在一起的行动链更长，人与人之间的功能依赖更大。在这里，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保护，免受突然袭击和身体暴力的侵扰。但与此同时，自己也被迫抑制内心的任何冲动，不能让自己攻击他人的身体。如今，在和平的社会空间中普遍存在其他形式的强迫，也迫使个体行为和情感冲动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个体被卷入的相互依存网络与不断推进的功能分工越紧密，这个网络延伸的社会空间就越大，让位于自发冲动和情绪的个体社会存在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并且那些能够节制其情感的人的社会优势就越大。每个人从幼年开始就被约束，迫使思考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对社会链上一系列环节的影响。对自发情绪的节制，对情感的节制，将心理空间从当下延伸到过去和未来，将事件与因果链联系起来的习惯——所有这些都是行为转变的不同方面，而这种转变必然会随着身体暴力的垄断以及社会行动和相互依赖的链条的延长而发生。这是一种行为的“文明化”变化。贵族从骑士阶层转变为侍臣阶层就是这样。在早期，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日常事件，而个人的依赖链相对较短，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靠自己土地上的产品来维持生计，强烈而持续的节制驱动力和情感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更没有用。战士们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在有战士上层社会的所有其他人的生活，都不断受到身体暴力的直接威胁。这种社会允许战士在发挥他的感情和激情方面拥有非凡的自由，它允许野蛮的快乐，不受约束地满足来自女人的快乐，以及摧毁和折磨任何敌对事物的仇恨。但与此同时，如果战士被打败，他就会受到非同寻常的暴力和他人激情的威胁，并遭受极端的征服和肉体的折磨。后来，肉体折磨、监禁和对个人的极端羞辱已经被中央政权的垄断，在正常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了。随着这种垄断，对个人的身体威胁慢慢地被非个人化。它不再那么直接地依赖于瞬间的影响。它逐渐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规则和法律的制约。可以看出，在强大而稳定的中央垄断尚未形成的地方，驱动力的更大自发性和身体威胁的更高程度是互为补充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胜利者有更大的可能自由发挥他们的驱动力和影响，但一个人受到另一个人的影响的直接威胁也更大，而且如果一个人落入另一个人的权力中，被征服和无尽的羞辱的可能性也更加无处不在。这不仅适用于战士与战士之间的关系，在货币化和自由竞争收紧的过程中，一种情感调节的行为准则已经在慢慢形成。这种社会的结构有着极端的两极分化，它的持续的不确定性，与构成它的个体结构及其行为相对应。在人际关系中，危险出现得更加突然，胜利或解放的可能性出现得更加突然，更加难以估量，人也更加频繁和直接地被抛在快乐和痛苦之间。自由战士的社会功能确实几乎没有构建到危险可以长期预见到的程度。随着瞬间情况的变化，情感表达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它带来快乐，那就尽情享受，无需计算或考虑未来可能的后果。如果它带来危险、监禁和失败，这些人也必将遭受更悲悲惨的痛苦和无法治愈的动荡。随着人类关系结构的变化，随着物质力量的垄断组织的发展，个体不再被频繁的争斗和战争所左右，而是被基于获得金钱或声望的和平所牵制，情感表达也慢慢向中庸靠拢。行为和情感的波动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了缓和。山峰不再高耸，深渊不再难以预测，变化不再突兀。我们可以从它的反面更清楚地看到发生的变化。通过武力垄断的形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威胁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变得更容易计算了。日常生活中，命运的突然逆转变得更加自由。身体暴力被限制在军营里。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在战争或社会动荡时期，它才会从这里爆发到个人生活中。专家群体的垄断通常被排除在其他人的生活之外。这些专家现在只在社会生活的边缘站岗，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但无论如何，即使在这种作为控制组织的形式下，身体暴力和由它发出的威胁也对社会中的个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给个体生活带来的不再是一种永久的不安全感，而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形式。它不再使人在摇摆不定的战斗命运中成为身体上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也不再在在强烈的快乐和恐怖之间徘徊。一种持续的、统一的压力被储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身体暴力施加给个体生活，而这种压力是完全熟悉而难以察觉的，因为从年轻时就已经适应了这种社会结构。事实上，这是整个社会的模式，是行为准则的变化。相应地，如前所述，它不仅改变了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行为形式，而且改变了整个模式，改变了个体引导自己的整个结构。身体暴力的垄断组织通常不会通过直接威胁来约束个人。一种强烈的、可预测的强制力以各种方式为媒介不断施加给个体。它通常只是潜在地存在于社会中，作为一个控制机制；而实际的强制力是个体对自己施加的，要么是由于他对自己在相互交织的活动中的举动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了解，要么是出于成人该有的姿态。身体暴力的垄断，武器和武装人员集中在政权下，这些使暴力的使用或多或少可以计算，并迫使那些在平静的社会空间中手无寸铁的人们通过预见或反思来限制自己的暴力。换句话说，它强加给人们或多或少的自控能力。我的意思不是说，在中世纪的战士社会或其他缺乏复杂稳定身体暴力垄断的社会中，完全没有某种形式的自我控制。个人自我控制的机制——超我（super ego）、良心或我们称之为别的什么的东西，也会在这种战士社会中被灌输、强加和维持，只是它与身体暴力的行为直接相关。与更和平社会中的自我控制机制相比，它是分散的、不稳定的，只是对暴力情绪爆发的一种轻微阻碍。确保社会“正确”行为的恐惧还没有完全从个人的意识中溶解到他所谓的“内在生活”中。由于决定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自我控制的失败或放松，而是来自于直接的外部身体威胁，因此习惯性恐惧主要表现为对外部力量的恐惧。由于这种恐惧不那么稳定，控制机制也不那么包容，而是单方面和片面的控制机制。在这样一种社会里，人们可能被灌输忍受痛苦的极端自制力。但这与另一种不同的标准相辅相成，它似乎成全了一种随心所欲折磨他人的极端形式。同样地，在中世纪社会的某些部分，我们发现了极端形式的禁欲主义，自我克制和放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极端的享乐主义。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在生活中从一种极端转移到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在这里，个体强加于自己的约束，以及个体与自己肉体的斗争，并不比与他人争斗和极端享乐更激烈、更片面、更激进、更激情。在和平的社会空间中，对身体暴力的垄断确立起一种不同类型的自我控制或自我约束。它是一种更加冷静的自我控制。它是个体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并与整个社会的控制机制相呼应。两者都倾向于对所有的激情冲动和人们的周遭行为强加一种高度区别的规则，施加一种恒定的压力来抑制情感的爆发。它们能抑制行为和情绪的极端波动。身体力量的垄断减少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必须有的恐惧和害怕，但同时也减少了导致他人恐惧、害怕或折磨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愉悦情绪释放的某些可能性。非武装强制力的运作方向也完全相同。这里指个体现在在和平的空间中所面临的没有直接身体暴力的约束，而经济约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与无垄断的战士社会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约束相比，这些约束也不那么情绪化，更加温和、稳定和不突兀。而且，它们也体现在社会中向个体开放的全部功能中，诱发了不断超越当下的预见，并与更长、更复杂的链条相呼应，以至于每次行动都自动卷入了其中。它们要求个体不断地克服一时的情感冲动，以保持行动的长期影响。相对于其他标准，它们灌输了一种更均匀的自我控制，像一个紧密的环，涵盖了个体的全部行为，并根据社会规范对其驱动力进行更稳定的调节。此外，与往常一样，不仅成年人的功能本身会立即让冲动和影响的缓和，而且成年人会在儿童中诱发相应的行为模式。从小时候起，个人就接受了成人功能所需的克制与远见的训练。这种自我约束从很小的时候就根深蒂固了，在身上发展出一种更加分化、更加稳定的“超我”。在早年的战士社会中，如果个体足够孔武有力，他就可以使用身体暴力。他可以在许多方面公开放纵自己的倾向，但这些倾向后来被社会禁令限制。中世纪的地狱概念让我们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恐惧是多么强烈。快乐和痛苦都被更公开和自由地释放出来。个体是囚徒，情感被大自然的力量来回抛掷。后来，随着贯穿个体生存的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人们学会了更稳定地控制自己。个体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成为激情的俘虏。但现在，个体越来越依赖他人活动，也被之束缚，因此行为、直接提供满足的驱动力和激情就需受到更大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变得不那么危险了，但也失去了更多情绪或愉悦——至少在直接释放快乐方面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梦境、书籍和图片中被创造出来，成为替代品。因此，在成为侍臣的道路上，贵族们阅读骑士精神的小说，资产阶级则在电影中思考暴力和色情。依靠身体的阶级、战争和角斗都减少了，任何让人想起它们的东西都被驱逐出视野，或至少受到越来越精确的社会规则约束。但与此同时，战场也转移到人的内部。先前必须在人与人的争斗中解决的张力和激情，现如今必须在人的内部获得解决。一种近乎自动的、习惯的个性化模式在个体身上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这是一种特定的“超我”，它努力控制、转化或压制情感，以符合社会结构。但是，那些不能再直接表现为人际关系的驱动力和激情，往往在个体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人与自己的这种半自动斗争并不总能找到满意的解决出口。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所需要的自我转变并不总能实现驱动力的满足和控制之间的新平衡。它常常受到或大或小的干扰，抑或人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反叛，之类的情况都使社会功能的执行更加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从恐惧到快乐，从快乐到悔恨的跳跃减少了，而贯穿整个人的横向裂缝——“超我”和“无意识”之间的张力加强了。
到目前为止，个人的文明进程，就像社会的文明进程一样，基本上在盲目中进行。
在成年人的想法、计划的掩盖下，他们和年轻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年轻人的人格中产生了无意识的、甚至不被知晓的功能和影响。在这种意义上，人们习惯称那些“不正常”（abnormal）的个人社会模式化结果为“计划外的”。那些不是由社会模式化造成的，而是由不可改变的遗传特征造成的心理不正常。但是，符合社会规范、主观上更令人满意的心理构成同样是一种非计划方式产生的结果。这种社会模式使得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出现了于结构更有利和更不利的人，即“适应性良好”和“适应性不佳”的人。另一方面，在更幸运的情况下，控制机制的不同部分和层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超我结构的矛盾会慢慢调和。该结构和性欲冲动之间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会慢慢得到遏制。它们不仅从清醒的意识中消失，而且被彻底同化，以至于在主观满足方面不必付出太大代价，它们就不再在无意识间闯入人际关系。一方面，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控制总是在一些地方弥漫开来。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控制常常更像在与社会结构的积极对应中慢慢变得更加统一和稳定。但是，恰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结构是非常易变的，它要求习惯和行为的灵活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灵活性必须以稳定性的丧失作为代价。因此，从理论上不难看出，一种被视为成功的个体文明进程和不成功的个体文明进程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前者中，经过这个过程的所有痛苦和冲突，最终形成了很好地适应成人社会功能框架的行为模式，形成了一套充分运作的习惯，同时形成了积极的快乐平衡。在另一种情况下，社会所需的自我控制失效，在个人满足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通常情况下，任何一种积极的快乐平衡最终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命令和禁令不仅由其他人占有，也由苦恼的自己占有，因为总有这部分禁止和惩罚着那部分的愿望。在现实中，个体文明进程的结果显然是不讨喜的，少数情况例外。大多数文明人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地带。社会上的积极和消极特征，个人的满足和挫折，都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人们身上。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进程结构去对个体进行社会塑造会遇到诸多困难。为了取得成功，它需要与西方社会的结构相适应，需要对驱动力和情感以及所有更基本的人类冲动进行特别高度的分化、以及特别密集和稳定的调节。因此，它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尤其在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适应普遍文明标准的阻力总是非常大的。因此，与不太复杂的社会相比，西方世界的个体通过成年社会功能获得了成年人的心理构成，这种构成的出现大体上标志着个人文明进程的结束。